■ 银道禄

前些日子，收到十堰文化界拓荒前辈、市文联离休干部何鸿老师的新著。一套三册，诗词、散文、书法各成一卷，内容丰富，装帧雅致。我如获至宝，喜不自胜。时值盛夏，酷暑蒸人，这书便成了我消暑度日的精神甘泉。我一口气连读两遍，仍觉余味不尽，受益良多。

我与何鸿老师同为湖南人，他的家乡在永州道县，我的家乡在邵阳，两地相去不远，乡音可闻。何老师上世纪七十年代即任十堰市文联文艺编辑，我于1985年从十堰报社调入文联，始与何老师共事。后来两家又成了邻居，他住三楼，我住二楼，楼上楼下，往来甚密。

何鸿老师是诗人，却全无世人印象中“诗人”的放旷不羁。他衣着素朴，饮食清淡，日子过得简单至极。然其为人方正，待人以诚，毫无文人的孤高与矜持。何老师才思丰沛，诗书兼善，日常所为，无非读书、写诗、挥毫。偶尔，也见他与老伴江医生对坐下跳棋，为一步得失争得面红耳赤，活脱脱两个老小孩。

何鸿老师离休后移居武汉，我每赴省城开会，必登门拜望。每次相见，都如久别亲人重逢，满室欢喜。有一回，他特意取出珍藏多年的茅台，款待我和司机小陈。那酒香至今犹在齿颊间萦绕。我退休之后，倏忽十余年未能再见何老师，心中常怀挂念。

何鸿老师是读书人，其实他本身就是一本书——一本极厚重、极珍贵、内蕴极深的大书。他穿越百年风霜，历经战乱、动荡、沉寂与复苏，而内心始终澄明如镜，平和从容，沉稳如磐。细读何老师这本人生之书，我至少得着三点启悟：

其一，何老师一生多舛，幼年失怙，新中国成立后又蒙“边缘右派”之冤，养过猪，种过瓜，架过高压线……备尝艰辛。故乡亲人因历史波澜多非正常离世，仅一弟幸存。然何老师并未因此消沉，亦不曾耿耿于怀、怨天尤人。相反，他用诗词颂扬时代，歌咏新生，字里行间尽是光明与暖意。翻阅他的诗词散文，这样的篇什俯拾即是。孔子云：“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何老师正是坦荡之人、大格局之人。面对人生的沟壑与荆棘，他凭着一个文化人的良知坦然相迎，旷达自处，从而在精神上实现了真正的解放与超拔。

其二，烽火连天的解放前夕，何老师毅然选择投奔解放区。这一去，彻底改写了命运的走向，使他得以步入心向往之的文艺天地。试想，若当年他踌躇未行，困守故土，其境遇未必优于其弟。他那位做了一辈子农民的弟弟，解放后被划为地主，家财散尽，扫地出门，老母几近饿毙。

柳青有言：“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这一步，何老师看见了，也迈出去了，于是命运转圜，梦想成真。

其三，何老师出身书香世家，童蒙即诵《声律启蒙》《幼学琼林》，继而又读《孟子》《左传》，幼小的心田里早早埋下了文学的种子。他说过：“我从小就想当一个诗人，崇拜陶潜、李白、杜甫。”青年时代，美梦成真。上世纪五十年代，二十余岁便执编《长江文艺》诗歌栏目，该刊还为他出版过长诗单行本。也正是在那流光溢彩的岁月里，他收获了此生最真挚的爱情。中年以后，他从江城奔赴十堰，执掌市文联文艺编辑之职，直至离休。一辈子写诗、编诗，一辈子做自己心爱之事——正如他所言：“做自己喜欢的事，是何等的幸福！”

何鸿老师在十堰文艺界德高望重，实为十堰文艺的拓荒者与奠基人之一。建市之初，他倾尽心力，为车城培育了一大批文学青年。我虽非文学青年，却也是受益者。1994年，我的摄影作品《晚晴》荣获第十七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奖项，何老师欣然撰文《苍茫含蕴，妙手偶得》，发表于1995年3月11日的《十堰日报》，对后学鼓励有加。

1999年，我的摄影集《武当》出版后，我又投身《神农架》的拍摄。创作期间，我多次携稿登门求教，请何老师为我审阅文字。他总是热情洋溢，逐字逐句帮我推敲——“山中一夜雨，树梢百重泉”“飞流淌绿意，一路向天歌”“此树只应仙国有，人间哪得几回看”——诸多锦句，俱出自他的灵光一现，信手拈来，妙语天成，为我的作品平添神韵。其学识之渊博、才情之丰沛，令我眼界大开，仰之弥高。

《神农架》出版后，反响甚好。朋友们怜我单枪匹马、屡涉险境，纷纷劝我将幕后故事写下来。我虽有意，却因不擅文字而犹豫再三。何老师得知后，特意送我一册黄永玉的散文集，并言：“黄永玉是画家，散文却写得极好，还拿过全国散文一等奖。”他借黄永玉为例，勉励我放下顾虑，大胆落笔。这份用心，令我感念至深。

此生能遇何鸿老师，实乃幸事。他的人品、学问与修养，如春雨润物，无声而深远地滋养着我，令我肃然起敬。何老师毕生研读钱钟书著作，尝以“文化昆仑”誉之。而在我心中，何鸿老师本人，便是一座巍巍“文化昆仑”。只惜他移居武汉之后，我再遇疑难，已不能随时叩门请教，每念及此，不胜怅然。

“百岁犹强健，知君即地仙。”惟愿何老师身体康朗，心境常春，艺术之树繁茂长青，更期他日再有新作问世，以飨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