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琼

每到腊月，便会想起小时候村里杀年猪的情景。

我小时候一大半光阴是在乡下度过的。村里的生活贫瘠，交通不便利，但开心的事总是很多：过家家、捉知了、找蝉蜕、烤玉米、烧洋芋……跟着小舅舅到很远的山坡上放牛，也觉得莫名开心。而观看杀年猪则是我们既害怕又很向往的大事。

母亲嫁在本村。村里有名的杀猪匠是母亲的两个堂兄，也就是我的大堂舅和四堂舅。

大堂舅身材魁梧，喜欢抽旱烟，长长的烟杆儿，铜制的烟袋锅，“吧唧”一下，一股青烟就从嘴角和鼻孔跑了出来。大堂舅不爱讲话，喜欢板着脸，村里的孩子都怕他。四堂舅中等身材，嗓门大，脾气古怪，也不招孩子喜欢。他和大堂舅都住在河对面的阳坡，外婆家住在阴坡。外公也是大嗓门，四堂舅和外公穿过小河和稻田，吼一嗓子：“幺爹，在家没？”这边回应一声：“在啊，老四有啥子事？”

沾了母亲的光，加上嘴巴甜，大堂舅和四堂舅都很稀罕我。每次去别人家杀猪，都会给我家带回一些“礼物”，要么是一副猪大肠，要么是猪血。我最喜欢吃的是烧猪胰子。

杀年猪时，大人一般不让小孩儿看。我小时候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野丫头，我总会偷偷跑去看。

每年外公家杀年猪时，大堂舅总会把猪胰割下来递给外公，嘴里念叨着，“给这个胆大的女娃子烧着吃”，一边用油乎乎的手拍拍我的肩膀。外公把猪胰子洗好，撒点盐和葱花，用白菜叶裹上几层，然后埋在烧得旺旺的红火灰里。大约半小时，用火钳刨出来，打开菜叶的那一刻，香味儿直朝鼻子里钻，我迫不及待地朝嘴里塞，常被烫得吸溜吸溜的。

杀猪要选一个好日子，据说这样，来年养的猪才长得好，不生病。选好日子后，提前给猪吃饱吃好，拴在猪圈里，等着第二天“起圈”。

要“起圈”了，大人们八仙过海，用各种办法赶猪出圈。有拿鞭子抽猪屁股的，有在前边“猪儿啦啦”地唤着，还有的在旁边“围追堵截”。猪一声紧着一声地叫唤着，猪脚却像被施了魔法，不动一步。面对死亡，动物总有天生的敏锐和感知。

好不容易出了圈，人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猪抬上杀猪案。杀猪的案子大多是主人家的大门板，两条板凳支撑着门板。虽然猪的四肢被捆绑在板凳上，但求生的欲望使得它拼了命地蹬腿。帮忙的人有的按猪头，有的扯尾巴，有的死死按住四个猪腿。

大堂舅下刀快、狠、准，一刀致命，一刀见血，猪少受罪，猪血放得好。血放完了，四堂舅在猪的后腿骨处用刀割一个小口，深吸一口气，对着那道口子鼓起腮帮子使劲吹气。吹几次后，帮忙的人用一根扁平的棍子在猪身上敲打一番，再继续吹气。连续数次后，猪全身皮肤一点点鼓起来。然后几人合力，把猪抬进提前准备好开水的盆里。

烫好的猪趴在盆上，四堂舅开始刮猪毛，先刮背面，再翻过猪身刮肚皮。白白净净的猪皮逐渐露了出来。

刮好毛后，猪被抬到案子上。轮到大堂舅开始他的“绝活”了。他拿了一把又薄又锋利的刀，从脊背开始“分边”。随着“扑啦”一声，猪被“一分为二”。“四指厚的膘，幺爹、幺妈过个富足年呢。”外公、外婆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

不一会工夫，猪被完美分解开。外公、外婆乐呵呵地把猪蹄放在大竹篮里，内脏放在盆子里，猪排骨用棕树叶子拴着，挂在堂屋的檩子上。

村里的习俗，杀年猪要宴请邻舍，共享杀猪饭。杀完猪，外婆开始忙着料理午饭。我们一帮小孩的兴奋劲与幸福感从视觉转移到味觉，期待着这一顿丰盛的大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