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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尘埃里起舞

■ 段吉雄

尼采说: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在遇见她们之前,我一直把“起舞”理解为一种宏大昂扬的姿态,是激昂的挣脱、是璀璨的爆发、是聚光灯下被看见。直到见到她们,我才看见“起舞”的另一种模样——可以是轮椅上拇指敲击手机屏幕的节奏,可以是眼控仪上光标逐字挪动的间隔,也可以是福利院窗前,一个人翻开书本时,纸页间漏进来的那一点光。

一

郧阳区南化塘镇郑家村养鸡场门前,唐煜琳坐在轮椅上专注看书。远处山坡上,金黄色的菊花铺天盖地,染遍整个深秋。阳光沉凝而温润,把她的身影一点点拉出村庄。

一岁多时,唐煜琳被查出患有脊髓性肌萎缩症。此后多年,扎针、喝药填满了她的童年:每隔一两天就要扎干针,最多时一次扎五十多根;中药、西药,甚至武当山香炉碗里的灰都喝过。

为了帮助唐煜琳康复,母亲自己琢磨出一套方法:每天凌晨,把她从床上叫起来,打着手电带她出门,沿着规定路线一步步走。她走得歪歪扭扭,常常哭着不愿意。母亲为了哄她坚持,就骗她说路上有钱,带她一起去捡。果真,唐煜琳在路上捡到了,五角的、一元的,纸币、硬币,都有。很久以后,她才知道那些钱原来都是母亲故意丢的。

后来,母亲一边继续带她治疗,一边领她踏上漫漫求学路。校园生活缓解了针药带来的痛苦。但当唐煜琳以为能像其他孩子一样学下去时,三年级她的脊柱侧弯了;到四年级毕业,已经无法独立坐在凳子上。她不得不离开学校,每天独坐在卧室里,听着窗外的欢呼追逐。这些声音会短暂吸引她,但随即便会陷入更深的迷茫和孤独。

多年后,唐煜琳写下这样一句话:“命运已经把我们放在了尘埃之下,我们何不让它开出自己的花?”写下这句话时,她脑海里是那些散落在地上的硬币,以及她一枚又一枚捡拾起来的努力。

唐煜琳捡完了母亲丢在地上的硬币,也明白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地上的东西,得自己动手去捡。

坐在轮椅上,她开始捡拾那些错过的时光和知识。老师给她送来书籍,她不分昼夜地看,看完一本就写一篇读后感,从几十字到几百字,从一本到十本。日复一日,几百字变成几千字,几千字变成几十万字。四年时间,她读完了五百多本书,写下了五百多篇文章。

2021年,她的处女作《沐春风》在郧阳作协网上发表。文中写道:“即使生活在泥沟里,也要有仰望星空的权利。我们应该充满勇气、阳光、向上,就像世界都在慷慨激昂地给予我们一切,我们应该要去珍惜。”

2023年,她的散文《补翼人》获得第三届汪曾祺散文奖学生组二等奖。2025年,散文集《沐春风》选题入选中国作协“作家定点深入生活”项目,整个湖北只有她一人。

“文字照亮了我、温暖了我,希望有一天,我的文字也可以照亮和我一样的人。”说这话时,唐煜琳的目光望向远方的天空。

在那片蔚蓝的苍穹里,有雄鹰在翱翔,有云朵在游弋。

二

郑荣的朋友圈更新了,是一则书讯。

在冰语阁(一个由渐冻症患者葛敏创立的互助平台,为渐冻症患者及家属提供精神支持、信息交流和公益帮助)的赞助下,她的散文与半自传故事集即将出版,书名为《以眼为笔写浮生》。样书的封面上,有这样一句话:“当肉身被渐冻的枷锁层层禁锢,唯有目光可以越过困守的方寸房间,执笔写下浮沉人间。”书里的十多万字,都是她用眼睛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敲”出来的。

2004年,正值青春的郑荣开始出现走路不稳、频繁摔跤的症状;2005年,19岁的她在武汉同济医院被确诊为渐冻症。病情进展迅猛,在短短3年多时间里,她的身体功能依次被剥夺:从行走不稳,到瘫坐轮椅,再到失语、吞咽困难,最终完全卧床。

命运之门渐渐向郑荣关闭,她却死死地抠住门缝,贪恋那一丝透进来的亮光。

2015年,郑荣睡觉时被子蒙住了头。对健康人来说随手就能掀开的棉被,对她却像压在脸上的水泥板。母亲夜里起来看了她一眼,及时把她从窒息边缘拉了回来。第二次险情发生在2020年,呼吸机鼻罩的带子松了,气流一个劲往鼻孔里灌,门关着,她微弱的呜咽被门板挡了回来。她用尽力气一点一点挪动头部,蹭出一点呼吸的缝隙,拼尽全力喊了一声。门开了,母亲冲了进来。

自此,在郑荣的脑海里,门成了一个象征——开着,是通道,是生;关上,是隔绝,是死。

2021年,眼控仪的到来,为郑荣的世界劈开了一道光。那个小小的设备,是她与这个世界之间唯一的桥。她的身体被“冻”在渐冻症里已经21年,全身上下只剩下眼睛还能动。在眼控仪的帮助下,她眼睛盯着屏幕,光标挪过去,一个字落下来。那个字就是一把钥匙,那句话就是一条门缝。

她开始写自己攒药的那个晚上,写母亲跪在地上求医生的画面,写她决定活下去的瞬间。写出来了,门就开了一条缝。别人看见了,走进来,她也走了出去。

她加入“冰语阁”,在“简书”上写作。有人给她发红包,有人给她点外卖,有人在评论区留言。有人问她:这么苦,你怎么撑下来的?她在文章里写道:“希望从不是遥不可及的星光,而是藏在身边的日常——母亲的饭菜、网友的鼓励、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

2024年,母亲生病住院,她拿出靠兼职和写作攒下的3万多元,全部给了母亲治病。

郑荣怕关门,但她用写作给自己开了一扇关不上的门。每一个字都是一次转动门把手的动作,每一个句子都是一声呼喊。她用仅剩的目光,向母亲、向病友、向每一个读到她文字的人,伸出了一只手。

三

郧阳区社会福利院,张玉真坐在轮椅上,桌上摊着书。她的目光越过门前的绿地和远处的青山,落在很远的地方。她的轮椅,已经坐了30多年。

17岁那年夏天,她拎着一篮衣服经过邻居屋后的石坎,脚下一滑,从两米多高处摔了下去。三节脊椎骨粉碎性骨折,术后感染,高位截瘫。从那以后,轮椅成了她的腿。

瘫痪在床的第二年,她订了一份《中国残疾人报》。她从上面看到一个个与命运抗争的故事,提笔给编辑部写了一封信,谈自己截瘫的情况。信被刊登了出来,编辑给她回信,鼓励她走文学创作的路。那封被印成铅字的信,是她“无意间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写作从最开始就不是“我要当作家”的野心,而是一封寄出去的信,是一次向外的伸手。

家里没书,她央求父亲出去借。借回来的多半是教科书,她也读。躺着看书,双手举书,胳膊酸了就换一个姿势:左肘撑着床,上身与床成三十度角,下身不能动,书放在床上看;困了,再用右手撑着。三个动作循环,久了,肘关节磨出了泡,磨出了血。她就这样自学完了高中课程,读完了《简・爱》《悲惨世界》《平凡的世界》,读保尔,读海伦,读张海迪,读史铁生。

在福利院漫长的日子里,张玉真把书摊在桌上,也把自己的每一天摊开。读一页,仿佛船向前划一桨;写一段,仿佛在封闭的水面上辨明一次方向。

她的文字里,有疼痛,也有窗外的四季;有个人的困守,也有那些不被看见的坚持。她深知,一个被身体困住的人最需要的不是怜悯,而是被看见。于是,她把文字当作另一双腿,走不进人群,就让句子替她抵达。

张玉真说:“懂得生命价值的人,把生命叠做一只船自己掌好舵,迎着风浪继续向前。”她把文学称作“热恋中的情人”,在一篇散文里写:“一首诗歌、一篇散文、一篇小说,都是我写给你的最成功的情书。”

唐煜琳在尘埃里种花,郑荣在冰面上凿路,张玉真把生命叠成了一只船。三个人,三种起舞的方式。

我时常在深夜翻看她们的文字与朋友圈,看那些孱弱而又坚强的文字,看那些弱不禁风却重若千钧的生活日常。我照例不敢看郑荣与病魔抗争的视频,只愿意在她那二十多万字里去捕捉每一个起舞的碎片。同样,我会在张玉真的作品里,看着她每天把生命之船慢慢往前划,在漫长的、重复的、不被关注的日子里,紧紧握住船舵,从不松手。而唐煜琳的文字愈发灵动精炼,像午后的阳光在树林里闪转腾挪,穿透树叶投下一个个斑驳厚重的影子。

她们的起舞,从来不是始终激昂高亢。她们也不曾等待某个“可以起舞的日子”,而是把每一个被限定的日子,改造成可以翩翩起舞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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