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远福

父亲逝去快二十年了，有时只要一闭上眼睛，他就清晰地出现在脑海里，脸上漾着慈祥温和的笑容，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不舍得眨一下地深深地望着我，如昨如侧。

一

1966年我读完小学升入初中，我就读的这所位于竹山县宝丰镇上的施洋中学，是我们县最好的中学之一，那时上中学很难，一个公社就几个中学生。我家离镇上足足三十华里远，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

父亲挑着一百多斤的担子，太阳热辣辣的，直射在父亲黝黑发亮、健壮赤裸的脊背上。他穿着平素最爱穿的母亲缝制的那件乳白色棉布开襟褂儿，因为天燥，披在肩上，时不时地撸起衣服的下摆擦一把脸上的汗。扁担在他肩上起起伏伏地雀跃着，脚下的千层底布鞋在泥沙土路上发出窸窸窣窣的细微声响。我跟在他身后，几近小跑着才跟上他的脚步。他不时回头看我一眼，稍稍顿顿步子。

偶尔遇见熟识的乡人，擦肩而过时会随口问一下这是去哪儿呀？父亲不无满意地说:“送老大去镇上读初中。”说这话时，向来不拘言笑、木讷刻板的父亲眉眼笑开了，我能感觉到那笑是从他心里溢出来的。

平时在家里，父亲对我们是严厉的、冷漠的。可出了门，他对我竟表现出从未有过的亲昵。到镇上了，在街道边一个小店里买了一个馍，让我一个人吃，他说他不饿，一会儿回家再吃。

我们沿着校园里曲径通幽的甬道来到操场一端的新生报名处，看到了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蔡中元校长。父亲挑来的几十斤小麦玉米兑换成了我的饭票，那捆劈好的栗柴卖给食堂变现了2元6角钱。那时的钱太金贵了。连同父亲口袋里准备的5元钱一起刚够交那个学期的学杂费，父亲长长嘘了口气。

这时一名老师领着我们来到学生宿舍，父亲找到我的床位号，边铺展带来的被子，边说：“一床被你只能盖一半垫一半了。”我会意地点点头。父亲拿起靠在床头上的扁担，深深地望着我：“要听老师的话啊！”然后缓步走出宿舍。那时，我13岁，父亲32岁。

二

1969年新春的一天。一大早吃完母亲包的芝麻馅扁食，我和村里另一名应征入伍者陈旭东在喧闹的唢呐声与乡亲们的欢送声里，离开村子到镇上乘车去县城武装部集中换装。接兵部队的李排长念及我在应征兵员里年龄最小，应允父亲送行一程。抑或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吧，三十里的山路，我们两个小时便提前抵达了。乘车前往县城时，我说:“伯，就送到这儿，你回去吧！”父亲笑而不语，看着我的时候，眼里是止不住的喜悦。

次日凌晨，我们穿过县城南门洞口来到堵河码头，与运送兵员的车队一起随船驳分轮次摆渡至河对岸的老白公路上。天刚麻麻亮，我们便按部就班在解放牌汽车敞篷车厢里各就各位。我和陈旭东坐在编号04的车厢左侧厢板边临时加装的简易长条木架座椅上。薄雾朦胧中，父亲的身影突然出现在车尾厢板外，他正踮起脚探头探脑地往车厢内张望，我努力向他招着手，他迅即跨至左车厢板这边。我又惊又喜，“您怎么来了？”他告诉我，为了不给公家找麻烦，他昨天在镇汽车站买的车票，昨晚在亲戚家借宿的。那一刻他眼里蓄满了泪水，或许这就是父爱如山里的一抹柔婉吧！

父亲从肩头挎着的布袋里掏出两个馍馍，分别递给陈旭东和我，我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吃过早饭了。我心里明白这是他刚买的还未来得及吃的早饭。他忽然从车厢板缝隙里扯了下陈旭东的衣角说:“你比他大一岁，是哥哥，一路上关照着点。”陈旭东爽快地朝他点点头，他仰起脸浅浅笑了，“表伯谢谢你！”接着又对我说:“到部队了，一定要听首长的话。”前方指挥车辆鸣响几声喇叭，车队在隆隆声中出发了。父亲眼神复杂地挥动着手臂，直到看不到车队的影子才慢慢回转身，隐没在车队卷起的尘烟中。那时，我16岁，父亲35岁。

三

1975年初夏我退伍回到家乡。某日黄栗乡武装部的工作人员专程赶来告知我：县退役军人安置办电话通知你一周内前往县广播站报到。

“以后就是国家的人了，一定要好好工作，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手里的‘铁饭碗’。”晚饭席间，父亲郑重地说，意味深长。随后，他说去二队李家湾李木匠家一趟。第二天一早，父亲搬来楼梯把堂屋楼枕梁上码放了多年的松木原材都翻腾下来了。这时，李木匠背着工具箱如约而至。原来，父母商量着要为我赶制一个书橱和一只储放衣物的木箱，上班启程时一并带走。

前往安置单位报到那天，父亲请来一墙之隔的近邻、他最好的朋友郑生银表伯帮工一天，将这两件足有两百多斤重的家什抬到三十里外的镇汽车站。表伯风趣地调侃：“你这是出嫁儿啊！这嫁妆比出嫁女儿还体面。”父亲嘿嘿一笑，回应道:“你算说对了，把儿嫁给国家呢！”

父亲和表伯抬着我的“嫁妆”一路说说笑笑，满心欢喜。他们肩上的杠把随书橱木箱颤动着发出的“吱呀”、“吱呀”声悠长而温暖，源源不断地注入我心中，像脚下土地均匀的呼吸，那是对一位出嫁儿的父亲的最庄重最深沉的清亮回响！以至于后来每每从这条路上经过，我都觉得那声响依旧在耳畔微微震颤，它不遥远，也从未消散，只是沉潜下去了，沉在我血脉的河床，在每一次脉搏的间隙里轻轻拍打心岸。

等我排队买好车票出来，他俩已经把书橱和木箱拖拽到车顶货架上用网绳固定好了。一直看到我上车坐下，父亲站在车窗外又把此前说过多少次的话再一次念叨:“你是国家的人，一定要听党组织的话。”那一刻我忽然动容。那时，我22岁，父亲41岁。

四

2007年农历冬月十一日，上班途中突然接到四弟蔡平的电话：“一场意外事故，伯没了！”我像坍塌了似的蹲在路边。我记起近三个月前的那个中秋节，父亲兴致盎然地在衣兜里装上几个我带回去的他最爱吃的蜜橘，担上竹篓，扛着锄头，去到在外打工的大弟家的坡地里帮着挖红薯，并且一筐一筐挑运回来。节后我离开老家时，他站在稻场外的水泥路上频频向我挥手，嘴里喊着：“老大啊，记着春节早点回来！”那时，我54岁，他73岁，与现在的我同岁。

这一见，果真成了永别。父亲，生前我何曾真正意义上为您送行过？现在您远行，我来为您送行，这是我们父子的最后一面了！您不舍瞑目的双眼，封棺时儿子已含泪为您轻轻合上，您安息吧！父亲，一个一生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普通乃至卑微的地地道道的农民，在他全身心的付出中，以他能够做到的最纯真、最淳朴也是最靠谱的方式，淋漓尽致地表达他的爱子之深、爱子之烈、爱子之切！我们父子一场的缘分永远烙在我命里了。

《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曾讲过，“普通人跟死神隔着两道窗帘，如果爷爷奶奶不在了，爸爸妈妈也不在了，两道窗帘便都已拉开，就轮到我们直面死亡了。这是顺序。”所以总有一天，我们会在另一个时空里重逢，从此永不分离，气定神闲地停留、守望、陪护、照应，最长情地团团簇拥在一起，那是血缘生命最本真、最原始、最终极的呼唤与确认！再也无需神伤力竭地缱绻送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