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贾海燕

父亲和母亲是同年，都属猪，生于1935年。

在老一辈人眼里，这是两个苦命却又般配的属相。他们像两棵并排生长的树，根在地下纠缠，叶在云里相触，共同撑起了一片天空。

母亲走得早，那时我还未成年。记忆里，母亲一身是病，常年要到乡卫生院住院。母亲每次住院，都是坐着简易担架，请邻居帮忙抬着。我十岁时，就已经能够抬动母亲去住院了。

后来听大哥讲，他刚在县城参加工作，就接母亲去治过病，但母亲也只去过那一次。她说从老家到县城三百多里，坐车晕得厉害，关键是县城治病太花钱。

母亲没有读过书，却是十里八乡知书达理的人。她不识几个大字，却懂得“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的道理。邻里间有了磕绊，总爱找她评理。她从不搬弄是非，几句温和的话，便能让人心平气和。在她身上，有一种比书本更厚重的智慧——那是岁月沉淀下的通透与善良。

母亲更有一双巧手。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她总能用缝纫机踩出我对新年的期盼。每逢腊月风起，那台老旧的“蝴蝶牌”缝纫机便成了家里最忙碌的角落。碎花布在她手中仿佛有了生命：裁剪、拼接、锁边，不多时一件崭新的小棉袄便做好了。那细密的针脚里，藏着她对我的疼爱，也缝进了我对新年的所有憧憬。

母亲走的时候，我们家的天塌了一半。那一年，父亲才五十多岁，一夜之间头发白了不少。

母亲走后，父亲变得沉默了。他守着那几间老屋，默默地打理着家里的一切。

多年后，我们兄弟姊妹决定将父亲接进县城居住。我们以为，县城的繁华与便利，能让父亲安享晚年，可父亲迟迟不愿离开。他抚摸着老屋的墙壁，看着院子里的花草树木，眼里满是不舍。他说：“老屋有你妈的回忆，我走了，这些回忆就没了。”我们劝他，说老屋会一直在这里等他回来。他沉默很久，才点了点头。

离开母亲的二十多年，父亲老了，背也驼了，却还常常坐在院子门口，望着老家的方向。我问他是想妈吗？他点点头，又摇摇头，说：“想，可又想不起来她长啥样了。”我愣住，他却笑了：“人老了，记性差，可心里头，她还在。”

父母都是我抱在怀里送走的。母亲的爱像海，温柔而包容；父亲的爱像山，沉默而厚重。他们虽然离开了，但他们的血液在我们身上流淌，他们的品德在我们兄弟姊妹八人身上扎下了根。

如今，我已年过半百，才真正读懂了他们。那是一种无需多言的默契，是一种为了子女可以牺牲一切的决绝。每当夜深人静，我总会想起母亲躺在病床上的样子，想起父亲坐在门槛上的背影。他们没有留下什么钱财，却留下了比血缘更深的牵挂，是比时间更长的思念。

（作者单位：房县人社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