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虎

十堰黄龙镇人，现在西安工作。

当年爷爷病危，大伯正在离家六十里外的县一中参加高考。那是1977年冬天，中断了11年的高考制度又重新恢复了招生。年近三十的大伯听到这个消息兴奋不已，以前读书时大伯的学习成绩就很好，立志要考上大学来光宗耀祖，无奈遇上“文革”这场浩劫。机会千载难逢，大伯认真准备了两个月之后，信心十足地踏上开往县城的汽车。

按时间推算，爷爷快不行了的时候大伯刚从语文考场出来。一家人都围在爷爷床边，痛哭不已。特别是奶奶，不断地问：“要不要叫华子回来？”华子是大伯的小名，按照农村习俗，父亲去世，长子应该陪在身边，以防有重要的后事交代。爷爷瞪着眼睛说：“不！让孩子安心考试。”眼中却满是无奈和酸楚。直到爷爷去世，双眼也没闭合，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他是抱憾而终的。其实，他多想在临终之前见上儿子一面啊！

大伯得知这个消息已是三天后了。回到家，看见奶奶手臂上挽着的黑纱以及堂屋中爷爷的遗照，大伯“扑通”一声跪下，嚎啕大哭。大伯跪了整整一天一夜，滴水未进，口中一直责怪奶奶没有及时通知他。奶奶无言以对，大姑说：“是爸不让妈告诉你的，他怕影响你考试！”说完，全家一片沉默。

3个月后，大伯如愿收到北京一所名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毕业后，大伯被首都一家事业单位录用，留在了北京。接着结婚，生子，买房，升职，如今的大伯已是局里的一把手。但每年的清明节，无论有多忙，大伯都会抽空回来一趟，亲自去爷爷的坟前烧香磕头。每年元宵节的家庭聚会上，大伯也会在身边给爷爷留一双碗筷，无比痛苦地提起爷爷当年去世时自己未能赶回家尽孝的事，说着说着便泪流满面。

2012年春节，受大伯邀请，我们全家人携同奶奶一起去北京游玩。一天在酒店吃饭，同席还有大伯的同事和其他单位的领导。闲聊中，大家纷纷夸赞大伯有能耐，不仅事业有成，更是个孝子，把年迈的母亲接到北京来。一句话，仿佛击中了大伯心底埋藏已久的伤疤。他忽然沉痛地说：“你们都错了，其实我是个不孝子啊！”接着，他当众讲起了当年爷爷去世的事。说着说着，又难过地哭了起来，把在场的人都感动了。

回到家，想起饭桌上的事，我说：“大伯，事情都过去了，你为什么老耿耿于怀呢？”我总觉得那是家事，在外人面前提起不好。况且，大伯的身份今非昔比，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

大伯感慨地说：“因为太刻骨铭心了，那是一辈子的痛和遗憾啊！”

“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我说：“你想，如果当年爷爷不阻拦奶奶，你能安心地继续参加考试吗？能考上大学吗？说不定现在还在乡下种地，当一辈子农民呢？所以奶奶没告诉你，你应该庆幸才对啊！”

“放屁！”听了我的话，大伯瞪着双眼咆哮道：“我宁愿当时没考上大学！”大伯的话，把我吓了一大跳。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想不明白，为何我的一番好心劝慰会惹得他大发雷霆。

那天，我无意间看到了著名主持人杨澜对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美籍华人崔崎的一段访谈。崔崎出生于河南一个贫困的小山村，10岁前从未读过书，跟大多数农村孩子一样在家放羊、喂猪。10岁时，崔崎的姐姐偶然间得到了一个在教会读书的机会，想让给他去香港读书。父亲听说后，不愿意崔崎去，因为他是家里唯一的儿子，长大了可以帮忙干活养家，但母亲却执意鼓励儿子去读书。后来，崔崎还是去了香港，没想到，这一去，便成了与父母的永别，二老在后来的大饥荒中都给活活饿死了。

说到这里，杨澜问崔崎：“如果当时妈妈没有让你去读书，你如今会怎样？”杨澜心中期许的答案和我们很多人一样，都以为崔崎会说“我要感谢母亲，如果不是她我就不会有今天，命运也不会改变”之类的话，但令人惊讶的是，崔崎却愧疚地说：“我宁愿当时没有去读书！那时农村有一个儿子是很重要的，如果我留在家里，或许我将一如既往地不识字，但我的父母也不至于会饿死！”

听完这番话，所有的人都被感动了。诺贝尔奖，在旁人的眼中，是多么至高无上的荣誉啊！可在崔崎心里，与自己的父母相比，它变得毫无分量。一个受人敬仰的大学者犹如此，更何况是平常人呢？我忽然间想起了大伯，这时，我才深深体会到大伯那份长久以来的自责和悲痛！

是啊，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情义我们永远都偿还不清，那便是父母的养育之恩。或许，他们从来没有苛求我们去偿还，因为父母对儿女能付出的，除了爱还是爱。在爱的天平上，我们和父母之间，始终都是倾斜的，我们这边的砝码永远都没有他们那边的重。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已发生的悲剧无法挽回，只能在当事人的心上刻下深深的伤痛。但我们这些父母尚在的人呢？当我们因为别人优越的家境而抱怨自己的父母时，当我们在为了一些所谓的名利而奔波时，当我们整天打着“忙”的幌子而不愿回家时，我们是否意识到了，父母一直就站在家门口焦急地张望着、在心里默默祈福着、更随时准备全身心地为我们付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