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禾塬

盛世修志，众皆拥之。然而修志需要科学严谨的态度和从史海毫不倦怠的查对求证，才不会贻误后世。

1999年版 《十堰市志·大事记》记载：“约公元前11世纪，西周韶王率师汉江，攻打楚国。楚人经十堰，翻越武当山向荆山、沮水一带南迁。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使楚人在十堰与房县、保康、远安、当阳之间，开辟了一条军事通道，被楚人作为驿路。”其误有三：

其一，西周从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厉王、共和、宣王、到幽王结束等，共计十三王，没有韶王。或许是“昭王”之笔误或校误，尚可谅解。

其二，楚人南迁时间有误。据《楚史》记载：在周文王时，楚之曾祖鬻熊为周之重臣，楚对周俯首称臣，与周的关系一直十分融洽。但鬻熊之后周楚关系渐渐疏远。《墨子·非攻篇》等史籍记载：鬻熊的儿子名叫熊丽，一方面迫于未参加周伐商的“牧野之战”的压力，可能当时鬻熊死后，楚人对于周武王以五万人攻打商纣王七十一万军队的战局难以预料而没能举兵支持周武王，结果周伐商取得巨大胜利后楚人感到压力很大；另一方面迫于地理位置的压力，鬻熊时期因与周文王的关系甚好，所以居于陕西、河南境内的丹水以北，这里土地肥沃，地势宽坦，到了熊丽时期楚人居住于此自然如坐针毡，似履薄冰，加上这里位于西周与吕国封地之间，姜姓的吕国又与西周是联姻关系。因此熊丽面临上述双重压力，被迫南迁至睢山，即雎山，亦即后世所称的柤山、祖山、沮山，今称主山，位于南漳县西北部近谷城县边界的盆地丛山之中。嗣后，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又据《史记·楚世家》记载：周成王时曾对有功于文王、武王的那些大臣们的后嗣，加以封赏，熊绎被封为子爵，封地在楚蛮，姓芈氏，居住于丹阳。此时的丹阳已经是熊丽南迁后的丹阳，位于荆山与睢山之间的沮水之阳，而非鬻熊所居的陕西和河南境内丹水之阳的丹阳。所以楚人南迁发生在熊丽时期，与昭王伐楚的熊绎时期起码早了一至二代王。

其三，所述与《楚史》不符。关于西周昭王“伐楚不归”的战事在《中国事典·昭王南征而不归》和《中国战典·周昭王攻楚之战》中记述的比较清楚：西周初年，鬻熊归附于周文王，并得以重用而常居镐京辅佐周文王。周成王时为了褒奖鬻熊辅佐周文王的功劳而封其后代熊绎为子爵，成为周的正式封国。但周武王以后的西周时期，整体上说对南蛮采取歧视政策，在一些重大国事活动中让熊绎做一些后勤上的小事，渐渐疏远了君臣关系。熊绎忍辱负重，扩张势力，从而威胁到西周的安全和利益。到了周昭王时，周楚矛盾激化。于周昭王十六年（公元前980年）至十九年连续亲自率师对楚用兵，遭到楚人的顽强抵抗。最后一次被楚人打败，西周六军丧失殆尽，而且在昭王回师渡汉水时，因船沉江中，落水淹死。

因为历史上对周昭王在汉水被楚人“落井下石”用胶粘的木板船害死一事，颇有贬词。所以对于周昭王“伐楚不归”这一史实，《楚史》予以否认。依据是《史记·周本纪》记述周昭王“王道微缺”，到南方“巡狩”，“卒于江上”。因此，周昭王之死于汉水，与楚无关。即使如《帝王世纪》和《吕氏春秋》所说，当时的史实也是：周昭王第一次南征，楚国不战而服，而且南蛮的二十六国都来朝拜昭王。倒是昭王为了掠夺位于长江中游荆地的铜锭和铜器，第三年又继续南征，结果遭到惨败，西六军几乎全军覆没，而且昭王返回渡江时，因“胶船”破散或浮桥断裂而落水身亡。因昔日习惯上把荆、楚合称，故而殃及楚国。所以在《左传·僖公四年》记载楚成王回答管仲的责问时避重就轻地说：周昭王的时候，荆地属汉，因此楚人不接受这样的罪责。

为了回避这一千古难辩的史实，《中国历代战争年表》作了折中的记述：周昭王十六年，汉水流域的艮（fú服）国攻扰周土，昭王亲师南征。达到南疆后，艮国归附，并派使者迎接昭王。当时的南夷（汉水流域诸国）、东夷（淮水流域诸国）的二十六邦国均来朝见。周昭王取得南征胜利。昭王因胜利而骄，《帝王世纪》称其 “德衰”，十九年又继续南下攻打荆楚。越汉水后遭到以兕（sī丝）为图腾的部落阻击，周军大败，西六军尽丧。昭王回师死于汉水之中。

综上所述，愚以为十堰市志可记述如下：周昭王十六年（公元前980年）、十九年，昭王两次经郧地南巡荆楚一带，第二次南巡返回镐京途中，渡汉水时溺水而亡。以此与《史记·周本纪》和《楚史》保持一致为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