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元国

杜甫曾言“月是故乡明”。这个中秋节，我刻意回乡下老家过，不经意间，看到放在院角的那把旧藤椅，父亲的身影一帧帧浮出脑海，落到这张藤椅上。

山风瑟瑟穿过后山的树林，有朽枝发出“啪”的一声脆响折落，落叶裹着月光飘进院里，落在那张破旧藤椅上。藤条早已失去了光泽，有些地方磨得明晃晃，椅面微微凹陷，那是父亲坐了无数个日夜留下的痕迹。此刻，椅子空着，月光如水荡漾，漾进我心里，彻骨地寒。

十五年前，父亲生命最后的那些日子，除了卧床，就是让我们搀扶着坐到这张藤椅上，陪在身边。白天看看周围的青山，神态平静而安详；晚上看看天上的月亮，眼里有光，嘴角还噙着笑。尽管疼痛让他一阵阵紧锁眉头，仍然和我们有说有笑，一融闲适淡然的样子。

打我记事起，父亲就总是在忙碌。他是乡里的脱产干部，当乡长的那些年，日子被农业生产、统购任务、农业税、改田治地填得满满当当。他要轮换着住队，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每天给所在农户半斤粮票五毛钱，半分特殊都不能搞。两三个月回一次家，是常态，过年能待上一个星期，便是我们全家最奢侈的团圆。

大年三十，父亲教我扎灯笼，没想到那还是项手艺活。先得备齐麻杆、竹篾、铁丝、引纸、彩纸、浆糊等，用麻杆或竹篾扎成长方形六面宫灯和扁圆形球面桔灯骨架，细心地将薄如蝉翼的引纸贴满，再将彩纸剪成各种吉祥的文字和图案进行装饰，制好灯壳。锯下一片圆形木板，钻出中间一孔、周围四五个小孔，将厚竹篾从中间用火烤一下，弯成弧对折回来便成了提，尖端削成圆柱楔进底座钻孔，底座外沿用红纸剪成条穗围着贴一圈，做好灯笼芯。芯子穿过灯壳，底座插上红烛，挂到檐下，静待晚上点燃。

除夕夜，父亲用草木灰在场子里划出一排圆圈，蹲下来烧火纸，口中念着祖宗的名字，接他们回家守岁迎新，领些赏钱。午夜，父亲将长鞭缠在竹竿上撑着走到场子里，对着吉利的方向点燃，噼里啪啦炸出一地红花。我和弟妹们笑着闹着跳着捡拾地上未燃的鞭炮。

六十年代，父亲作为工作队长远去襄阳农村搞“社教”，一年到头，只有过年能盼到他的身影。他会坐在这张藤椅上，给我们讲在牛首驻队的事，讲田间地头的辛苦，讲和乡亲们相处的点滴，语气里没有抱怨，只有对工作的认真。

我从小就是尖子生，如愿考上了县办高中。上学那天，父亲从乡上赶回来，让母亲把攒了很久的鸡蛋煮了装进帆布挎包，我用一根木棒担着被服粮食和柴禾走在山路上，父亲送到岔路口，塞给我一个红布包，里面有二斤粮票和五元钱：“书要好好读，将来好为群众办事，生活上也别亏自己。”那红包我感觉既沉重又滚烫。

高中毕业后，我去东北当兵，一走就是五年。转业回到地方，接过父亲的衣钵，从基层乡镇干起。成家前，父亲买下队里拆仓库留下的木材为我添置新家具。他有了闲暇，我却忙着，没功夫陪伴。

父亲一辈子都和老百姓滚在一起，熟悉他们的心思，退休后当起了义务调解员，同时代的人都喜欢与他说心事。细想起来，在他一生中，我从没有好好地同他唠过一次嗑，就连他心爱的老上海牌手表修了又修，都没经意给他买块新的。

父亲的一生，日子都过得紧巴巴。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加上爷爷奶奶和母亲，一家九口靠工分吃饭，是队里的超支欠款大户。他月工资二十几块，要省吃俭用给奶奶买治哮喘的药，要供我们上学，要还生产队的欠款，退休后还在为还债奔波。好不容易还清了债，轻闲下来，本以为能安享晚年，却在八十岁那年查出肝癌晚期。

弥留之际，我请了长假守在他身边，算是陪他最多的日子。他大多时候卧床，偶尔让我们搀扶着，坐到这张藤椅上。他总说，能这样看看青山，看看月亮，陪陪我们，就很好了。

离中秋节还有三十多天，他还是永远合上了双眼。父亲最重要的遗物，是一本八万八千字版的红塑料皮《毛主席语录》，塑料书皮里还夹着一个小日历本，存着十几斤全国通用粮票，日历的书页上密密麻麻记着每一个子孙晚辈的生辰八字，还有一些借钱、还钱账单。

如今，藤椅歪在角落里静守岁月，只是再也没有那个坐在藤椅上的身影了。风轻轻吹过，仿佛还能听见父亲侃侃而谈的声音，仿佛他还在看着山，看着月，看着我们。

作者系竹山县政协办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