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方琰 杜树人 袁黎 阮志伟

纸页会发黄，但记忆不会褪色。近日，《丹江口大坝建设初期移民搬迁档案》入选第四批湖北省档案文献遗产名录。1241卷档案、20载岁月、38.2万移民，这不仅是一组统计数据，更是一代人把家沉入库底，护汉江安澜、为北方解渴，书写的珍贵“国家底稿”。

当我们拂去档案上的尘埃，那些定格在1958年至1978年间的名字，正跨越岁月长河，诉说着专属他们的离别与坚守。

被定格在1958年的“借水”宏愿

“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1952年秋，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河时的一句话，如一粒种子，埋下了南水北调世纪工程的宏伟蓝图。1958年3月，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正式作出建设决策。同年9月1日，丹江口右岸凤凰山响起第一声开山炮，唤醒了连绵的鄂西北群山。10万建设民工汇成攻坚洪流，截流汉江、筑坝兴业。随着大坝逐寸垒高，十堰境内2座县城、20个集镇、29.7万亩良田尽数被淹没。

人走、村淹、地让、业移——移民搬迁的每一步历程，都必须留痕。于是，从1958年冬均县老城关的内迁统计建档，到1978年郧县最后一批移民安置收尾，各类文书、户籍名册、资金拨单、审批批复，一笔一笔，落成了今天的1241卷档案。

在丹江口市档案馆，我们见到了目前可追溯的较早成型件：1965年9月30日，均县移民办公室的《均县1965年老城关内迁及农村部分移民统计表》。泛黄的纸页上，户主姓名、家庭人口、劳力数量、安置去向，甚至经费数额，都一笔一划写得清清楚楚。最令人动容的，是表格角落里那两个被刻意保留的字——“未走”。这两个字背后，是多少个夜晚的辗转反侧，是多少声临行前咽下去的哭泣。它告诉我们：档案不是冷冰冰的记录，它是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挣扎、妥协、最终选择服从的见证。

38.2万人的离散与迁徙

1958年至1978年，38.2万人从汉江两岸退了出来。每一只离港的木船，都载着一个村庄的离散。

1965年秋天，老均州城外何家湾。村里的团支书王朝礼，领着妻子和3岁的儿子王瑞权，把简陋的家具留在了原地。他们乘着木船顺江而下，去往襄阳宜城县流水公社。多年后，已为人父的王瑞权回忆：“那年，我才3岁。我们也不想搬走，但是为了国家，我们无怨无悔。”

1966年底，大坝修筑至162米，蓄水水位达150米。老均州凉水河一带，又一批搬迁的船队出发了。当年24岁的大坝建设者李光艮，站在岸边送别亲戚：“搬的时候都是用板车拉，拉到路边去装船。开始去的时候都不想离开家乡，但是国家需要搬迁，我们必须服从。”板车轮子碾过泥土的声响，和着汉江的水声，成了那个时代沉重的回响。

1967年9月，郧县安阳镇余嘴村，12岁的赵久富跟着父母搬家。他家属于“内安后靠”，虽未远走他乡，但搬家仍是件天大的事。“以小队为单位，内安的人没补贴，生产队抽闲时组织劳动力垒土坯房。我和姐姐跟着父母搬运土坯，开始是两块，后来连一块都抱不动。”一个12岁少年的肩膀，扛起了那个年代无奈的艰辛。

而最刺痛人心的，是赵久富对邻村外迁亲人的记忆：“走的时候，我记得我妈、我舅舅和舅妈在船头哭。小孩站在旁边看，连家里的狗都追着船跑。上午他们走，下午那狗就跑到我们家来了。”——狗不懂什么是“国家工程”，它只知道，它的主人坐船走了，它要追。那条狗后来怎么样了？没有人知道。但它追船的画面，永远定格在少年的记忆深处。

1968年4月7日，郧县安阳镇余家咀的冯国民一家，也登上了离别的船。他们从汉江边坐船到丹江口兵站，再上火车，一路颠簸到嘉鱼县。当年19岁的大儿子冯正友后来回忆：“到了嘉鱼，到处是芦苇，吃惯了面的郧阳人端起米饭实在不习惯，言语也不通，但我父亲是老党员，他先帮别人把房盖好，最后才给自己家垒墙。”

国家兜底的“苦”与“韧”

到底有多少人搬迁？那些人后来怎么样了？原郧县外迁京山、汉阳等地1.8万余人，内安后靠9.8万余人。均县初期移民16万余人，外迁内安各8万。

钱，是那个年代最现实的难题。1958年至1964年“老移民”阶段，全部搬迁经费摊到每个人头上，人均仅125元，只够盖一间房。1965年至1978年各批外迁补助加总再平均——人均143元。143元，在今天或许只是一顿饭钱，但在当年，却是一个家庭重建家园的全部希望。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在党员带头、自力更生的信念支撑下，移民们硬是在陌生的土地上扎下了根。冯正友说：“这一代人付出的太多了。你看现在搬迁，房子连电视电话都给你搞好，那时候苦得很。”他顿了顿，又说：“十堰永远是我们的家乡。”这句话他说得很轻，但每一个字都重。

从“沉入水底”到“花开新家”

时光流转至2006年。当年坐船走的那批人，多数已老去，但他们的儿孙还住在移民村。这一年，国家启动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把2006年6月前搬迁的农村移民整体纳入扶持范围——另起一本账：直补+产业+基建，兜底三代人。

丹江口市档案馆征集接收股副股长翟羽忻介绍：“自2006年起，农村户籍初期移民可享后扶600元/人·年。原定2026年到期的政策延至2030年，目前老移民群体年均收入1.5万元以上，总体安居乐业。”

更让人欣喜的是，丹江口市把117个集体经济薄弱的移民村每村统筹300万元后扶资金，入股组建移民资产管理股份公司，集中投向东环路移民产业园。全面运营后年租金收益超千万，每村年均分红近10万元。柳陂镇龙韵村整村易地搬迁后发展文旅融合，2023年旅游综合收入6000多万元。

外迁的人里，一部分家庭后来自主返迁库区。1985年，王瑞权一家人搬回了丹江口，后来自己开了家物业公司，日子简单安稳。

那些被水记住的历史时刻

——大坝建成蓄水，1973年。

江水循着设计水位，一寸寸漫过老均州的城墙根，爬进那些已经空了的院落。在嘉鱼芦苇荡边的移民村里，冯正友的父亲蹲在新房门槛上，听同乡带回来的消息：“水，漫到老城门了。”老人没说话，把烟袋锅在鞋底磕了磕。他想起老家门口那棵柿子树，不知道水淹到哪根枝丫了。千里之外的襄阳宜城县流水公社，少年王瑞权不知道江水正在淹没他出生的何家湾，但他记得父亲王朝礼偶尔会在晚饭时突然放下筷子，朝着汉江的方向发一会儿呆。

——大坝加高，后靠的人也要走了，2010年。

2005年，丹江口大坝加高工程开工，坝顶高程从162米加高至176.6米。这意味着，当年“147到157米内安后靠”的移民，也要让出家园了。2010年4月，郧县安阳镇余嘴村，当年搬土坯的12岁少年赵久富，已是两鬓斑白的中年人。作为村支书的他，带头二次搬迁——这次是外迁，距故乡600公里，去黄冈团风黄湖新区。搬家那天，他最后看了一眼汉江。江水还是那条江水，但岸边的房子已经拆得差不多了。“老家想不想？想！现在做梦百分之九十都是老家的梦。”他后来这样说。但转身上了车，他就开始跟乡亲们盘算新家的菜地怎么分。

——水到北京，2014年12月12日。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通水，消息传到嘉鱼。彼时66岁的冯正友，正坐在电视机前看直播。“这一代人付出的太多了。”他想起1968年4月7日，父亲带着全家坐船离开余家咀的那天，江风很大，母亲在船头哭。那时候谁也想不到，这汪水走了1400多公里，到了北京。王瑞权在丹江口自己的物业公司里，给老家的亲戚打了个电话，电话里就一句话：“水到了。”

没有他们，就没有这一库清水向北流

1241卷档案，38.2万移民。这不是简单的数字，这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底座。没有1958年至1978年20年间38万人的转身离去，就没有丹江口大坝的如期动工和建成；没有大坝的建成蓄水，就没有今天这库容290.5亿立方米的清水；没有这库清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就不可能在2014年如期通水；没有如期通水，京津冀豫1.18亿人就不可能喝上甘甜的汉江水。

这是一条清晰而厚重的历史因果链，而第一代移民，是这条链上最原始、最沉重、也最沉默的那一环。他们把家沉入库底，把自己变成大坝最坚实的基座。他们中，有人至死没能回老家看一眼；有人把“未走”两个字藏了一辈子；有人搬了两次家，把根从汉江边拔出来，又从嘉鱼拔出来，最后种在了黄冈。

历史会记住他们——不是作为一组统计数据，而是作为一群有血有肉的人。记住王朝礼3岁的儿子回头望的那一眼，记住赵久富和姐姐抱不动的土坯，记住冯国民父亲最后垒起的那堵墙，记住那条追着船跑的狗。

水到了，人安了，历史记住了

1952年“借点水来”的宏伟构想、1958年凤凰山的开山炮、1958年至1978年这二十载，1241卷纸把38.2万人的离开镌刻为“国家底稿”。今天再看，档案里记录的不是“移民”两个字，是一代人以他乡为故乡的赤诚担当。

1241卷里，丹江口市馆存88卷、郧阳区馆存285卷。2006年，郧阳区审核另建“后扶档案”868卷，与馆内285卷初期档案形成“搬迁—扶持”双链。目前，馆藏285卷档案已全部完成数字化加工，实现跨馆查档、来信查档、亲属代查服务，解决移民查档难题。

那些沉入水底的家，早已化作汉江之上最温柔的波光，映照着一代人的“无怨无悔”。这波光一路向北，流过中原，流过燕山，流进了1.18亿人的杯盏里——这就是1241卷“国家底稿”最厚重的历史回响。

丹江口水库碧波万顷，一库清水向北奔流。（资料图片）

丹江口大坝巍然横卧于汉江之上，碧波荡漾，壮丽如画。（资料图片）

中央电视台《国家记忆》栏目曾专题报道丹江口大坝建设史。图为视频截图。

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搬迁文化群雕园内，游客与雕像合影。（资料图片）

湖北广播电视台纪录片《水下的故乡》，聚焦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情感与历史记忆。（资料图片）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纪念园一景。（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