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9日是“世界厕所日”。古代的厕所长啥样？古人如厕时有哪些讲究？又形成了什么样的文明风尚？在已出土各类文物上，这些问题有了答案。■据新华网、《扬子晚报》

早期人类多掘地为厕

厕所是居室必需的附属设施。早期人类多掘地为厕，坑满填之。在西安半坡村氏族部落的房舍旁，便遗存一处土坑，这个“坑”就被视为中国最早的厕所。到西周，《仪礼·既夕礼》里明确记载“隶人涅厕”，即掘地为厕，待坑满了就让奴隶把坑填上，再挖新坑。为了减少工程量，春秋时期，厕所加大了坑深，达到12尺以上。人要是掉进去，估计很难爬上来。

公元前581年，晋景公成为有文字记录以来死于厕所第一人。据《左传》：“晋侯食麦，张如厕，陷而卒。”

到秦汉时期，厕所不再简单地只是挖坑。河南武陟杨庄94号东汉墓曾出土一座陶楼，楼两侧各有一厕；沂南汉画像石中保留了汉代一个生活场景：画面中有一厕，为架空的干栏式，上部是厕间，下部是粪池，厕所周围围着栏杆，外面还立着大水缸，并置有作溺器用的虎子和盛粪便用的“窬”，旁边还有一位持帚的妇女在打扫。

西安秦汉栎阳城遗址发现一处战国时期的高等级冲水式厕所遗迹，它由台基上的室内厕位和房外排污坑两部分组成。这是中国历代宫城考古中发现的唯一一例厕类遗存，也是我国考古发现的第一个“冲水式”厕所，距今约2400年左右。

汉代已经出现男女分厕

汉中市勉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东汉灰陶四合院建筑模型，1978年出土于勉县老道寺镇沙家庄村。这套模型分为主体庭院和偏院两大部分，主房、闺房、粮仓、禽圈等一应俱全，功能完善，且设计合理，是研究我国东汉时期建筑形制的稀有标本。

作为汉朝时期的陪葬品，灰陶四合院反映出当时的用厕风尚：模型二楼的闺房旁，设有一个带阶梯厕所，推测为女性专用，仔细观察会发现，在厕所后下方留有一个出口。“汉朝时期，没有自来水，也没有上下水系统，由此推断，在卫生间的一层处，会有人及时定期放置并更换马桶。”勉县博物馆副馆长肖勇勤介绍说。

设计更为巧妙的是，厕所脚踏板上的防滑刻痕至今依然清晰可见，所有的门板、门栓仍能自由拆卸，侧墙还留有通风口。“这种陪葬品其实没有任何实用功能，仅为仪式上的象征性道具，但其设计的精细程度，能反映出当时墓主人阶层比较讲究的用厕风尚。”肖勇勤说。

另一件陪葬文物是出土于汉中城东季丰村的汉代绿釉陶厕，高40厘米，长22.5厘米，宽15.5厘米，材质为红陶质，通体施绿釉，悬山式屋顶。“虽然是殉葬冥器，但汉代葬俗的中心思想之一就是‘视死如生’，因此这件厕所模型能较为真实地反映出当时人们的起居习惯。”汉中市博物馆馆长卢辉说。

汉代绿釉陶厕呈现出的最明显特征是男女分厕：山墙正面开双门，双门之间有墙隔，设两台阶，为的是上下便利；屋内以屋脊为中线，用隔墙将室内一分为二，分别为男厕、女厕，说明汉代人对清洁卫生条件颇为讲究。

“在墙体的左右两侧，各置有半圆形窗户，用以通风透气。”卢辉说，“厕所室内的地面上，各开有通往地下的长方形孔，孔两侧有垫脚砖。陶厕四角下方塑四方足，使建筑悬空，整体风格古朴典雅，设计科学合理。”

“有男厕、女厕之分，建筑形制也较为讲究，通风、蹲位等设施完善，表明墓主人生前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反映了汉代汉中社会生活的文明程度。其科学的设计、精良的制作，展现了古代先民的智慧。”卢辉说。

河南南阳杨官寺东汉墓还出土了一座陶厕，非常讲究，该厕所平面近方形，有两扇门，一扇门通往女厕，另一扇门通往男厕。可见那时候已经出现男女分厕了。

这样的单厕，在汉代遗存考古发掘中出现得比较少，大多数情况是厕所和猪圈连在一起的模式。

陕西乾县东汉墓出土的一座陶厕，高台上有厕所，高台下有猪圈。圈内一母猪、四乳猪。饲养者正在给猪喂食，生活气息非常浓厚。史书记载，汉昭帝十四岁，觉察燕王有诈，于是亲近霍光，疏远上官桀等人。上官桀因此谋划杀霍光，废昭帝，迎立燕王。不料天象有异，让燕王很是担忧。史书记载：当时下雨，彩虹下垂到宫中井里，喝干了井水；老鼠出来跳舞；还有“厕中豕群出”。可见燕王家的猪圈和厕所也是连在一起的。

江苏境内的徐州龟山汉墓也发现一座厕所，这座墓是西汉第六代楚王刘注的夫妻合葬墓。刘注的厕所相当合理，在平地上放置两块长方形石头，两石之间便是粪坑。而在汉代以后，这样的蹲坑式厕所成为主流，一直沿用至今。

为了上厕所更加方便、舒服，古人也有诸多小发明。比如刘注的厕所，便在蹲坑右侧靠墙处，镶了一块石板，安装柱状把手，方便抓着站起来，非常人性化。

但蹲久了腿会麻，古人又发明了厕床。厕床，形似椅子，椅座挖洞，如厕时，将它架于粪坑之上，或下置马桶，这样，坐着就能把厕所给上了。

厕所是个私密空间。历史上很多人还会把它当办公室、书房使用。汉武帝曾经在厕所中召见大将军卫青，共商讨伐匈奴大业；欧阳修说他“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

清代开始有了公共厕所

西安发现的这座冲水式马桶，自然是宫城内的人所用。《周礼》一书中也提到过一种水冲式厕所，名为“井匽”，“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恶臭”，用水自然可以除去不洁、恶臭的排泄物。井匽在中国古代算是最高级的厕所。不知西安发掘的这个水冲式厕所是否就是井匽，尚需考古专家进一步认定（对“井匽”的解释，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它是厕所内排水管的名称）。

而对于大众来说，他们使用的厕所多没这么讲究，常见的还是那种不带冲水的旱厕。臭气反扑，上这样的厕所，的确会有些不舒服。

所以古人建厕所在猪圈之上，未尝没有避臭的意思。元代大画家倪云林有洁癖，他家的厕所也建得很高，“以高楼为之”，排泄物掉落楼下，臭味自然闻不到。

为了避臭，古人还想到了一些办法。如《世说新语》记载：“王敦初尚主，如厕，见漆箱盛干枣，本以塞鼻，王谓厕上亦下果，食遂至尽。”说襄城公主十分受宠，嫁给王敦后，将宫内的生活习惯也带进了王家。两人刚结婚时，王敦上厕所，见厕内摆有漆雕盒，里面放着红枣。王敦不懂，全给吃了。其实那是用来塞鼻子避臭的。

不管是建高楼厕所，还是以红枣塞鼻，没有巨万身价，是享受不到的。百姓的厕所依然是简陋的旱厕，该是臭的还是臭的。明人记载：今大江以北，人家不复作厕矣……京师则停沟中，俟春雨后发之，暴日中，其秽气不可近，人暴触之辄病。又说：京师住宅既逼窄无余地，市上又多粪秽……故疟疾瘟疫相仍不绝。

这写的是明代北京的情况。明朝《万历野获编》一书记载，“街道惟金陵最宽洁，其最秽者无如汴梁。雨后则中皆粪壤，泥溅腰腹，久晴则风起尘扬，颠面不识。若京师虽大不如南京，比之开封似稍胜之。”得看跟谁比，北京的街道环境，远比不上南京，但比开封还稍好一点。

到了清代，公共厕所出现了，“京师溷藩，入者必酬以一钱”，但谁想多花一文冤枉钱？“道中人率便溺”，而“妇女辈复倾溺器于当衢……以故重污叠秽，触处皆闻”，“便溺于通衢者，即妇女过之，了无怍容”。

对这种情况，明代人也有散曲形容：绿杨深锁谁家院，见一女娇娥急走行方便。转过粉墙来，就地金莲。清泉一股流银线，冲破绿苔痕，满地珍珠溅，不想墙外马儿上人瞧见。

这首词词意活泼，为我们记录下明代人一个小小的生活片段。而从这首散曲可知，女性在外尚且如此，遑论男性？随处大小便应已司空见惯。

这种情况直到清末才稍稍改观，再过一百年，到现在，无论是北京、南京还是开封，自百年前抽水马桶进入中国后，城市里几乎家家户户都用上了它，再也不用“复倾溺器于当衢”；而街道上宽敞明亮，公厕比比皆是，早不复随处便溺之象。

灰陶四合院闺房旁的厕所（带阶梯建筑）。

汉中市博物馆收藏的汉代绿釉陶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