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岁时，乔守恩随红四方面军过草地、爬雪山。1936年，他随部队在祁连山与军阀马步芳大战，不幸被俘，被救后来到延安。抗战爆发后，他主动请缨上战场，毛主席没有答应。他曾先后在“一汽”、“二汽”工作。离休前，他曾任东风总医院副院长和东风公司卫生处副处长。

据市民政部门的档案资料显示，我市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目前健在的只有乔守恩一人。日前，94岁高龄的老红军乔守恩向记者讲起他的革命经历。

■文/记者 罗毅 图/记者 张建波

14岁时过草地，亲眼看见许多红军陷进沼泽

1921年，乔守恩出生于四川省巴中县。

1933年，红军在四川省巴中县建立苏维埃地方政府。当时，翻身农民纷纷参加红军，年仅12岁的乔守恩参加了红军儿童团。由于年龄小，“红小鬼”乔守恩没有去前线，次年在红四方面军第9医院当了一名卫生员。

1935年8月，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部队从毛尔盖出发向北行进，摆在部队面前的，是一片大沼泽。后有国民党的追兵，部队必须通过这片沼泽地。而人在沼泽上行走，稍有疏忽就可能遭灭顶之灾。“草地天气变化快，一会儿是烈日，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下雪。每天天一亮，部队就开始走，晚上找个山坡宿营，天气很冷，大家就背靠背坐着取暖。”乔守恩说，最让人揪心的是，草地里有很多沼泽，一些看起来没有问题的草地，人一踩下去，就慢慢地往下陷，“很多同志陷进沼泽里，还有牲口，它们驮着的重武器也沉入稀泥里，想拉都拉不起来。”

在海拔3300多米的草地上，人会缺氧，健康人尚且行动艰难，更别说红军长途跋涉，缺乏给养，体质已极度虚弱。再加上气候多变，昼夜温差大，白天多雨，晚上强劲的寒风夹着雪花向露宿的红军袭来。红军从南方到这里，除了身上的单衣，再无御寒之物，每天清晨，宿营地都有身上落满霜雪冻得僵硬的战士遗体。

红军面临的还有另外一个困难，缺乏粮食。过草地之前，部队开展了筹粮工作，按要求每人应准备5至7.5公斤干粮的标准筹集物资。但当时这一地区物产不丰，许多部队的粮食储备远未达到要求，有的部队甚至仅筹到两天的干粮。行程未及一半，一些战士已断粮。加上连日降雨，积水泛滥，连野菜也无从寻觅。此外，草地里有许多毒水，因陈年衰草腐烂其中，不能饮用，行军时不慎摔跤，干粮掉进毒水中，也不能食用。有的战士不堪忍受饥渴之苦，不慎喝了毒水，吃了有毒的野菜，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有的同志饿得实在走不动了，就坐在路边休息，我们就去拉他起来。大家都知道，在草地上是不能停下来休息的，一旦坐下来，就很难再站起来。我们不忍心让同志就这样牺牲，就给他留下干粮，鼓励他继续前进。”乔守恩说，坐下来的同志不仅不要干粮，还把自己身上仅存的干粮交出来。“他们知道活不下去了，所以拿出粮食，给那些活着的人。”每次面对这样的场景，乔守恩眼眶满是泪水，尽管心里满是哀痛，他也只能对着他们敬个礼，转身融入部队中。

作为卫生员，他耐心地教将士们怎样爬雪山

雪山，是红军在长征里遇到的另一个障碍。在长征中，红四方面军是最早踏入雪山的部队，红桥山、夹金山、党岭山等20多座雪山上都留下他们的足迹。

尽管时间已过去几十年，乔守恩还记得两座雪山：夹金山和党岭山，“雪山的气候更奇怪，山下很热，上到半山腰时又很凉爽，到了山顶冻得发抖，而且呼吸困难。”

在乔守恩的记忆中，夹金山是最难翻越的一座雪山。它海拔4900多米，山上终年积雪，气候变化无常，空气稀薄，人迹罕至。登山前，乔守恩作为卫生员，像教孩子一样耐心地向将士们讲解：出发前用布条遮住一部分视线，防止雪盲；吃饱吃好，穿上厚衣服，喝一碗祛寒的鲜姜辣椒汤；走路要慢，但绝对不能停；在山上禁止喧哗，防止发生雪崩……

随着高度的不断增加，蒙蒙细雨已变成雨夹雪，气温也降了下来。到了半山腰，雨夹雪已变成小雪。再往上爬，眼前白茫茫一片，感觉呼吸急促起来。山上空气稀薄，很多人出现高山反应，加上寒冷饥饿，有的人一坐下就再也站不起来。由于缺少御寒装备，许多人冻僵了，永远留在山上。下山也不容易，有些地方，滑溜的冰面上根本站不住脚，有些战士顺着山坡滑，笔直地冲下万丈深谷。“另一座大雪山是党岭山，非常陡峭，攀登十分艰难。”乔守恩说，红四方面军翻越党岭山时，山脚下夜间的气温在零下30摄氏度左右，白天也在零度之下，很多红军却穿着单衣，有的人甚至光着脚。由于山体陡峭，大家只能用刺刀或铁锹在陡峭坚硬的雪地上挖出一些踏脚坑，一个个紧紧跟随着前进。一些人脚被冻裂，一路上留下斑斑血迹，在白雪上显得分外刺眼。

经过15天的跋涉，乔守恩随部队走出了雪山和草地。令人心痛的是，红军三大主力有一万多将士长眠于此。

祁连山遭马匪疯狂围攻，他不幸被俘

在乔守恩的一生中，祁连山是他最不愿回首但又刻骨铭心的地方，“我军在祁连山一带遭遇国民党军阀马步芳的疯狂围攻，寡不敌众，我就是在那里被俘的。”

1936年10月，中央命令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开辟河西根据地。红军一过黄河，便遭到西北军阀的联合围攻。青海军阀马步芳等调集重兵围攻红军。光马匪就有10万，我军只有2万余人。敌人大多数是骑兵，步枪上装有长铁叉，可架在马头上射击，下马在地上可以当支架，打得很准。

2万多名西路军将士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与长期盘踞在青海、甘肃地区的军阀马步芳、马步青及地方反动民团10万余人浴血奋战5个多月，历经70余次血战，歼灭匪徒2万余人，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由于孤军深入，寡不敌众，突围出来的近万名红军集中在倪家营子与敌军血战九昼夜，绝大部分牺牲，剩余1400多人突出重围，撤退到祁连山上。

当时，冰天雪地中，乔守恩等一群衣衫褴褛的红军战士被冲散，在祁连山里打游击，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1937年3月，乔守恩等人被俘并被送往凉州做苦工，后被救回延安。

强烈要求上前线打鬼子，毛主席没答应

1937年，乔守恩被救回延安后，安排到卫生所工作。当时延安的生活条件很困难，卫生条件更差。“卫生所就只有几个人，缺医少药的。”乔守恩说。

卢沟桥的一声炮响，很快就传到延安。日军入侵，乔守恩和许多战士一样，强烈要求上前线打鬼子。没想到，毛主席不同意：“你们卫生兵不能去前线，等60年后，你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不拦着。”乔守恩说，当年毛主席很珍惜他们这些卫生兵，拒绝了他们去前线的请求。

虽然不能到一线，但在延安保障同志们的健康，同样是在抗战。明白了这个道理，乔守恩工作更积极了。当时卫生所没有药，乔守恩就和战士们去山上挖草药，自己煎药制药。

身在延安，乔守恩一直关注着前线战况。他得知日军实行“三光”政策，心里对日军恨到极点。

在延安，乔守恩经常能看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每逢前方大捷，延安会举行篝火晚会，乔守恩就能看到毛主席等首长，“首长身体好了，就能指挥赢得更多的战役，所以我们卫生兵责任重大。”

1942年，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我们春天耕种，秋天收获，冬天学习。”也就在这段时间，乔守恩学习到很多医疗知识。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得到消息，乔守恩高兴得一晚上没睡觉，“当时我们还住在老百姓的房子里，听说日本投降了，大家都很激动，很多人晚上一起跳舞。”

和毛主席卫士聊天，很羡慕那个宝贝搪瓷缸

1948年，乔守恩离开延安，到东北进修。解放前夕，乔守恩在中央卫生处工作。解放后，乔守恩到沈阳中国医科大学进修，毕业后，曾在“一汽”工作。1966年，为支持“三线建设”，他携家人来到十堰，曾任东风总医院副院长和东风公司卫生处副处长，直至离休。其间，他于1962年回了一趟老家四川，“当年我们村里和我一起参军的一共有25人，我1962年回老家的时候，只剩下两人了。”

如今，94岁高龄的乔守恩眼不花，脑子很灵活，记忆力也好。他还清楚地记得，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周恩来不让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张学良非要送，结果让蒋介石扣留了。”后来，得知杨虎城将军遇害，乔守恩伤心不已，“他们两个人都是大英雄。”

前段时间，曾任毛主席警卫员的钟顺通和乔守恩同住在东风总医院，两人都在延安待过，自然就聊起在延安的往事，钟顺通还把毛主席喝水用过的搪瓷缸拿到医院给乔守恩看。得知钟顺通还和毛主席合过影，乔守恩更加羡慕。有人打趣地问乔守恩：“你怎么没有和毛主席合影啊？”乔守恩憨厚地笑笑：“资格不够啊。”“那你有什么宝贝啊？”乔守恩笑笑，不说话。其实，解放华北时，乔守恩获得过一枚勋章，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勋章丢失了。

乔守恩特别喜欢看新闻和体育节目。记者采访他的时候，电视里正在播放女子排球比赛，乔守恩还认出是巴西队和意大利队在比赛。“巴西队很强。”他说，我们中国的女排也很强。

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乔守恩本有机会回延安看看，结果由于身体原因，没有成行，这也成为他一生的遗憾。“从1948年离开延安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