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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蒋庆泉一路往家的方向跑，结果在一个叫老虎桥的地方，看见一队解放军在烧火做饭。饿极了的蒋庆泉喊了一句，“老总赏我碗饭吃吧。”结果一个首长模样的人挥着手招呼他，“小鬼过来过来，吃饭吗？管够！”

就这样，他加入了解放军，掉过头开始追击国民党军队。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的战斗足迹踏过了江苏、浙江等几个省份，因为在解放上海的战役里表现英勇，还荣获一个三等功。在浙江剿匪期间，他成了一名共产党员。

蒋庆泉一度以为自己可以回家了，但他的军旅生涯还未结束。1952年，部队开赴朝鲜。

入朝前，蒋庆泉由通讯员被调入步话机排当步话员。年轻的士兵当然不会想到，这部步话机将会烙进他的命运里。

陆洪坤曾问过蒋庆泉，为什么不把这段经历告诉家里人？“我是战俘啊，一辈子都烙在心里，抠不掉的。”蒋庆泉这样回答。

荣誉与耻辱

2010年的一天，刚上完课的蒋利打开电脑，一封新邮件出现在邮箱里。发件者是记者山旭。他也看到了洪炉那篇《寻找“王成”》的文章。

当天晚上，山旭便收到了蒋利的回复。几乎在同一时间，山旭也联系上了住在北京部队大院里的洪炉。他清楚地记得，当自己把这个消息告诉洪炉时，这位稳重的老作家突然站起身，开始在狭小的屋子里不停地踱步，急不可耐地问他，“带我去见见蒋庆泉吧！”

两天后，山旭开车来接洪炉，结果洪炉几乎把家里能找到的所有保健品都搬进了车里。

一进大岭村的蒋家院子，山旭回忆说，蒋庆泉便“腾腾腾”地从门口的石阶上跑了下来，绷直身板敬了一个军礼。

在蒋家，两位老人长谈了近10个小时。洪炉给蒋庆泉带来了一件特殊的礼物——当年在战地为他写的《顽强的声音》的手稿。

这是时隔50多年后，蒋庆泉第一次见到代表着往昔荣誉的证物。

对蒋庆泉来说，那段战俘营中的经历像刀子。被俘后，因为重伤，他被送到汉城的后方医院，一位美国医生对他进行了治疗。一天，一个瘦高个儿的中国翻译陪着一个大肚子的美国传教士来到病床前。

翻译告诉蒋庆泉：“出于怜悯，出于对你的爱，出于‘联合国军’的人道主义精神，给你三条路，第一条去日本，送你去学习；第二条上台湾；第三条你回大陆。”

蒋庆泉当即选了回大陆，“就是剐了我，我也得回家！”

和其他坚持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一样，他随即也遭到了对方要在他胳膊上刺下“反苏反共”以强行令其就范的威胁。“要想刺可以，取刀去，这两臂你砍去，你随便刺。你这是断了我回家的归路，要硬给我刺，我宁可把舌头咬断了！”回忆到这里时，老汉挺直了腰板。

字最终没有刺成，他随即被剥夺了所有优待条件，送往釜山战俘营。

让我重活一回人

洪炉决定帮助蒋庆泉解开心结。

离开蒋家半个月后，洪炉和山旭把蒋庆泉请到了北京。这是蒋庆泉第一次参加志愿军老兵的纪念聚会。

在那次聚会上，有这样一幕场景令洪炉感动不已。当主持人在台上讲出蒋庆泉的故事时，台下坐着一位志愿军某兵团的老政治部主任。这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执意要起身上台，身旁的两位助手阻拦，结果90多岁的老将军说：“就是死，我也要上去。”

吃过两片药后，老将军被搀扶上台。他颤颤巍巍地握住蒋庆泉的手，然后把自己胸前印有“和平万岁”的纪念章摘下来，交到了蒋庆泉手中。“你是真的英雄！”老将军说。“谢谢首长！”蒋庆泉敬了个军礼大声说。“这一天不晚呐，不晚。”每当提起这一幕，蒋庆泉的声音便开始颤抖，“让我重活一回人，真正在人前当个实实在在光明磊落的人。”

从2010年开始，由于洪炉和陆洪坤这两位当年的亲历者站出来为蒋庆泉“王成般的英雄事迹”作证，多家媒体都跟踪报道了此事。慰问电话从全国各地打来，最远的甚至包括旅美的华侨。

但蒋庆泉的生活依然平静，他仍然要和老伴儿推着三轮车上集市卖鞋垫，仍然抽着1块钱一包的大丰收牌香烟。

洪炉曾跟蒋庆泉讲起过关于美国州长的故事。

他告诉蒋庆泉，奥卡拉汉州长在看过《英雄儿女》后，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进而觉得，双方的立场和价值观不同，“那个中国兵只是坚持了他的价值观”。

后来，奥卡拉汉一家都成了促进中美友好的积极人士。他一直想以自己的经历拍摄一部美国版的《英雄儿女》。前几年奥卡拉汉因病辞世，去世前还特意交待家人，一定要完成这部影片。

最新的消息是，电影的第一个镜头将在联合国大厦前开拍，那里有一座给枪管打上结的反战雕塑。筹备组的工作人员专门托洪炉转告蒋庆泉，“这将是一部为了历史和人性而拍摄的反战电影”。

“好事，这当然是好事。”提起这件事，蒋庆泉朗声笑起来，“我还想去给那个州长扫扫墓，替于树昌，也替我自己。”

据《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