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欢庆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7周年，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就要成真，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人们更加感怀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最早明确提出要申办奥运会的领导人邓小平。

“办奥运会的决心下了没有”

亲历那段往事的三位老干部坐在一起。69岁的伍绍祖曾担任国家体委主任和国家体育总局局长，75岁的张百发退休前是北京市副市长，74岁的张宝忠在邓小平身边担任警卫秘书40多年。在他们的记忆中，邓小平参加体育活动的往事历历在目，邓小平关于要办奥运会的谈话言犹在耳。

1990年7月3日，距北京亚运会开幕还有两个多月，邓小平来到亚运村。这已经是他第二次视察这里的建设。86岁高龄的邓小平站在体育场的高架桥上，兴致勃勃地环视眼前宏伟的建筑群，他满意地看着，不经意间问伍绍祖和张百发：“你们办奥运会的决心下了没有，为什么不敢干这件事呢？建设了这样的体育设施，如果不办奥运会，就等于浪费了一半。”

视察快结束时，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我这次来看亚运村，就是来看看到底是中国的月亮圆，还是外国的月亮圆？看来中国的月亮也是圆的，比外国圆。现在有些年轻人总以为外国的月亮圆，对他们要进行教育。”周围的人听了，都点头赞同。

“不要怕输，越怕输越输”

如何看待和处理胜负关系，是体育比赛经常碰到的问题。邓小平指出：“开始的时候成绩差一点，但以后会逐步提高的。我们都打过仗，打了一些败仗后才取得胜利。现在水平高的运动员也是经过输了多少次以后，才达到这样水平的。”“不要怕输，输了也没有关系，好好训练，主要是鼓足劲，打球越怕输越输，从信心上就输定了。心理状态不好，越怕输越输。”

1985年，邓小平提出“中国足球要搞上去，要从娃娃和少年抓起”。1992年，邓小平看电视转播成都乒乓球大奖赛，中国队17岁的刘国梁打败外国名将。他说：“是个好苗子，真让人高兴。”

邓小平对体育运动身体力行，并坚持着自己的锻炼方式——散步、做操、游泳、打桥牌。即便“文革”中在江西将军楼那段与世隔绝的岁月里，每天黄昏落日之前，他都会十分规律地围着小小的院子散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红色的砂石地被他踏出了一条白色的小路。“智者乐水”，邓小平的一生几乎都与波峰浪谷有不解之缘。“他不喜欢在游泳池，只喜欢在大海里游泳。每到北戴河他就要下水，还特别喜欢下雨的时候游泳，浪越大越往里面钻，身体好的时候一气能游一个多小时。”

打桥牌是邓小平20世纪50年代在四川学会的，此后一直是他的一大爱好，更成为暮年寄情之所在。邓小平身边的医护人员郭勤英说：“小平同志曾经讲过，‘能游泳说明我的身体还行，能打牌说明我的脑子还有用’。”

“我们要恢复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

1990年，邓小平提出“申奥”设想之时，由法国人顾拜旦创立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已走过了近一个世纪，中国与奥林匹克运动历经了从疏离、隔绝到慢慢靠近、亲切握手直至热情拥抱的百转千回。正是邓小平有力地推动了艰难曲折的进程，是他的远见卓识与磅礴大气，令国人开阔了心胸和眼界，加快了重返国际体育舞台的步伐。

1958年，由于国际奥委会中有人坚持将台湾以“中华民国”的名义留在国际奥委会，中国奥委会愤然断绝了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1974年，邓小平复出，协助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分管的部门中就有国家体委。他对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说：“国际体育组织怎么能离开我们这么一个大国呢？对国际奥委会要进一步采取积极主动方针，我们要恢复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

魏纪中，曾任中国奥委会副主席、2000年奥申委秘书长，如今已经年过七旬，对30多年前的这段往事记忆犹新：“我们与国际奥委会委员一个一个地谈话，遗憾的是就在刚刚有些进展的时候，国内陡生变动，我们的‘游说’也随之‘流产’。”不过，魏纪中认为这段工作“极有价值”，“我们结识了许多朋友，特别是争取到萨马兰奇等人的理解与支持，为后来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79年初，国家体委调整了争取在国际奥委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地位的策略，提出台湾可以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性体育组织，以与此相适应的名称保留在国际体育组织里。那时候，一些人对此持有不同看法。

国家体委的意见送到邓小平的办公桌上。“邓小平在文件上用红笔画了一个大大的圈”，魏纪中说，“这个圈圈重于泰山，令中国体育界欢欣鼓舞啊！这个圈圈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后来处理许多历史遗留问题指明了方向”。

1979年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通过“名古屋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

“体育运动搞得好不好，影响太大了”

为了增进中国与国际奥委会的了解和友谊，邓小平充分展现了外交家的魅力和风范。

1982年3月，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在北京会见了萨马兰奇。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与国际奥委会主席亲密握手，萨马兰奇提出，中国应该把过去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失去的东西赢回来，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他甚至提到了中国在某个时刻举办奥运会的可能性。萨马兰奇说：“邓小平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也是务实的人。他认为当时中国举办奥运会并不适合，但我们探讨了将来的可能性，他表示愿意等待。”

两年后，邓小平又一次见到萨马兰奇。1984年10月，萨马兰奇应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5周年庆祝活动。“在天安门城楼上，邓小平对我说，中国能参与奥运会、世界锦标赛这样的世界性体育大赛，大大提升了中国人的尊严”，在萨马兰奇的记忆中，那一天邓小平非常高兴。

那一年8月，首次全面登上奥运舞台的中国代表团在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上一鸣惊人，夺得了15枚金牌。张宝忠清晰地记得，邓小平十分关注中国选手在奥运会上的表现，但凡有比赛转播，他场场不落，“有时还会给体操和跳水选手打打分数”。张宝忠说，从电视中看到萨马兰奇将洛杉矶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挂到许海峰胸前，“小平同志非常兴奋”。

在洛杉矶奥运会期间，邓小平对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说：“现在看来，体育运动搞得好不好，影响太大了，是一个国家经济、文明的表现。”此后，党中央很快制定并发出《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要求全党全社会重视加强体育工作。

其实，就在国庆35周年的前夕，还有一件喜事令人振奋。9月28日，在亚奥理事会会议上，北京获得了1990年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的主办权。

成功举办一次亚运会是申办和举办奥运会必要的积累，北京亚运会从决策到筹备的全过程，一直都得到了邓小平的鼎力支持。张百发记得，北京亚运会的筹办曾在社会上引发争议，有人甚至说这是“劳民伤财”。为了争取更多人的理解，张百发在京城四处演讲游说，“小平同志听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演讲，效果不错，就让工作人员找来录像带认真地看。随后，让家人拿出他一个月的工资，捐给了组委会。”

“最要紧的是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

一次成功的盛会就是最好的教育。随着北京亚运会的圆满落幕，顾虑与质疑烟消云散。上至国家领导人，下到普通老百姓，人们对体育盛会的意义和作用有了全新的认识和估价。在亚运会的闭幕式上，观众席上打出了“亚运成功，众盼奥运”的横幅，邓小平的心愿正在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期盼。1991年2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

张宝忠回忆说：“我记得，他在与有关人员谈话和打桥牌的时候，都讲了不少有关奥运的话。他认为奥运会是一个很好的窗口，可以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发展和变化，既可以展示体育水平，也能展示中国的办事能力。”

郭勤英清楚地记得1993年9月的一天，正在读书的邓小平问起“申办奥运会哪天有结果”，得知还要两个星期。23日，在蒙特卡洛大会上，北京以43∶45两票之差负于悉尼，首次申奥未能成功。第二天早上，邓小平从电视上了解到投票结果。他说：“北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不能说不遗憾，但是增强了自信心和凝聚力。5个国家申办，只能有一个国家当选，落选也不是失败。参与是最重要的。第一次申办就得了43票，宣传了我们国家，已经值得自豪了。”

此后的一天，申奥代表团成员之一的张百发陪同邓小平浏览北京市容。“在车上，我简要汇报了申办情况。小平同志的几句话让我深受感动，也非常振奋。他说，‘不成功是预料之中的事，最要紧的是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把自己强大起来’。这说明他对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有非常准确的判断。他说先要办好自己的事情，更表现出面对任何困难都不会怨天尤人、低头屈服，而是自强不息、努力奋斗。”

“中国能办好亚运会，也一定能办好奥运会”

邓小平逝世一年后，1998年11月，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先后对申办工作进行了研究，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决定由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北京再一次坚定地踏上了申奥之路。

这时的中国与第一次申办时相比，已发生了新的巨大变化，改革开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国力日益强盛，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更加富足，对奥林匹克运动也更加向往。这一次申办，北京志在必得。

2001年7月13日，莫斯科传来喜讯，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举国欢腾，中华民族终于看到期盼已久的一刻。

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1924年，正在法国留学的邓小平为了能够观看奥运会的一场足球比赛，把自己唯一的外套典当，换成球票。如今，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已难以考证。有人说，或许这就是邓小平奥运情怀的起点。正是他的远见卓识与积极促动，一别27年之久的中国奥委会重返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正是他的明确指引与热情鼓励，中国满怀信心、百折不挠地踏上了申办奥运会的漫漫征途；正是他改革开放的雄韬伟略，使贫弱的中国日益强盛，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与信任，迎来奥林匹